幸運－神祕的機緣與祝福

今天上午有受獎典禮、中午有訪問，都好好地讓我回想了我那「真的不知道什麼是認真但實在是超級幸運」的成長時光。

小時候在Yamaha音樂班，就這麼懵懵懂懂地，受到很多的照顧；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只有「無知」兩個字可以形容；媽媽和我都超級無知的！
同樣被選進作曲特別班的同學經常梳著油亮的辮子、穿得非常得體、寫出幾乎是莫札特奏鳴曲一般的音樂；她們和她們的媽媽早就對「音樂界」有相當的認知時，媽媽和我只是很享受每周一次到「車好多人好多陸橋也好多」的台北上課，那種進大觀園的時髦感。

我記得那時候想寫「像管風琴、像管弦樂」的曲子、想寫「聽起來像Bach的曲子」，大人們好像也不曾有什麼擔憂，老師們用各種體貼來支持我、讓我自由發揮；那時候Yamaha的日本主任和盧昭洋老師、以及整個系統的主任、老師、行政人員、調音師叔叔們都對我們非常非常好－－我第一次在西餐廳吃到西餐就是Yamaha巡演之後給我們的慶功宴，那時候我才知道明蝦沙拉的明蝦不是「明天的蝦子」！

進了國小音樂班，也是受到老師們與同學們的體諒與包容，直到大學之我都沒有開口唱過合唱－因為我總是那個坐在鋼琴前面的人－同學們也就讓著我在那裏每星期開心地視譜。小學四年級我用壓歲錢去買了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夢想著可以指揮自己耳朵裡的樂團，還自以為是地在譜上畫弓法什麼的；這件事情直到現在我才敢說，因為實在太白目啦！

也是在小學時期，我這個懵懂無知的傢伙不知道為什麼竟然去參加了Kawai的比賽，說實在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竟然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個獎（幸好不是第一名不然我一定會遭雷劈的）。不過我非常喜歡演出，除了自己是個愛上台的小三八之外，也因為姑姑阿姨都是出色的新娘禮服設計師，所以只要我畫得出來的小禮服，姑姑就會做給我──所以我上台最開心的就是可以穿自己設計的衣服….

這樣的因緣，到了我結束國外的學業回到台灣以後，這些看著我們長大的叔叔伯伯阿姨還一直照顧我、給我機會、比賽評審、演出邀約，他們都默默地為我的很多音樂家朋友們及我穿針引線，他們有時候也會語重心長地給予待人接物的忠告、真有如親族長者，實在是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在大家都拼得不得了的國中時期，我把音樂班的種種寫成武俠小說、還自己縫譜袋、跟麻吉每天辯論叔本華和尼采（宋老師當時應該是相當恨鐵不成鋼，現在我幫學生上課只是剛剛好的現世報而已Orz）；

然後我這種隨隨便便的人隨隨便便地去考甄試還奇蹟似地讓我撈到附中四個名額之一，在附中輕鬆愉快地又過了三年，還是莫名其妙地撈到保送名額（然後我很開心因為這個名額可以給我最尊敬的好同學，她才是真的值得被保送到正常大學的優等生啦！）

考上附中之後，爸媽可能才意識到他們身為「音樂班家長」的這個身分──什麼意思呢？爸媽一直都不是那種參予度很高的家長，他們會送我去外雙溪上課，然後他們就帶弟弟去抓蝴蝶採植物了，對於所謂「音樂界的名師、身在音樂界應該做的人際互動」，我們全家人都處在懵懂無知的狀態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的運氣有多好吧？

我根本想不起來我有什麼時候非常認真地讀書練琴了（面對牆角罰站）

然而，從國一開始，宋老師的堅持和永遠脫俗的專業視野，幫我過濾掉了許多雜音、迷思與徬徨，幫助我走向沒有後悔的方向；他對我的寬容與信任，真的不是很多長輩可以做得到的；包括高一開始就可以自己選曲子、每次上課都可以彈來彈去還問老師「覺得怎麼樣？哪一種比較好聽？」...
宋老師就是有一種能潛移默化讓你自己想把琴練好的能量，真的！

這不只是一些獎狀，它們提醒我，我是多麼幸運的人

在關渡一樣過著消遙自在生活的我，就這麼無憂無慮地畢業了；宋老師獨排眾議、堅持我在從關渡妖山畢業之後，除了到北極熊國讀書不做二想，「因為到別的國家她就會變成科學家或作家了」（老師您是哪隻眼睛看到我可以當科學家啊啊啊？）

仍舊維持著一貫的無知的我到了北極熊國，幸運地就這樣考上、並且進了大家夢寐以求的教授的班上，在就像是阿公的教授身上得到了來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百餘年的音樂菁華與智慧的傳承；不但如此，不只「我自己的」教授對我很好、而是所有俄國人都對我非常好－就連在音樂院練琴，也會有人推門進來告訴我，他的獨門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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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關渡妖山獎狀上寫著，「依於仁，游於藝」，頓悟的那刻，這六個字不再只是《論語》裡的六個字了，這六個字之前，還有「志於道，據於德」；
我的好運不是神話，而是一種神祕的機緣與祝福，所有人的好意與支持讓我成為現在的我、可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除了感恩，我還要更努力！

My Parents' Splendid Brave Trip to Russia

這次旅行，不是我做到了什麼，而是爸媽他們再次展現了無比的堅毅、體貼、與「放手+關懷」的智慧；為了要親眼看看這難得的勝景，爸媽一定是拼命地鼓勵自己超越體力的極限吧？

我們家一向都各忙各的，弟弟和我從小到大求學與專業上很多事情爸媽不會過問、也覺得自己幫不上忙，所以如果你問我爸媽，當初為什麼願意讓我在告別關渡妖山後到北極熊國去讀書、走一條（對許多台灣人而言）比較崎嶇而難懂的路，他們其實只會笑笑地回答：他們一向相信、並支持孩子的決定。

爸媽一向勤儉，我們只隱約知道，從來不用信用卡的爸媽負起長子長媳的責任、終於代為解決老家的種種財務負擔之後，還努力學習使用投資工具，以便能貼補弟弟和我能在從小到大存下來的獎學金也不夠付的留學支出...是的，弟弟和我留學期間一次也沒有玩過、更別說設宴作東招待當地朋友；即便如此，當地的外籍師長友人敞開心胸、溫暖地接受我們、指引我們進入他們的專業圈、而不「只是個當地的外國學生」

至今我終於存夠了一些錢，因緣際會有可能的時間能在演奏行程之餘、爸媽終於願意暫時放下一切憂慮隨同遠行。

這次演奏+拍照任務旅行實在很辛苦爸媽！

由於前四天我必須爭取練琴與排練時間的極大值，幾乎不可能預先為他們安排任何行程，即便有現在在學的音樂院學生熱情幫忙「看管」，心中還是七上八下，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這麼擔心過父母－我這對已經是每項都超過滿分的父母，他們現在真的是老人家了！

我們每次踏進莫斯科地鐵車廂，總是有年輕人會立刻讓位給爸爸，心中除了非常感激我們總是遇到好人之外，卻也有那麼一絲絲難過──是的，連俄國人都看得出爸爸是老人家了。

其實，我需要拍照與蒐集資料的地點不等同於一般觀光景點，但爸媽好不容易來一趟，權衡掙扎許久之後，還是以爸媽為主，讓他們的身子還能進行稍長時間步行時，盡量體驗俄國生活與文化遺產，這是再豪華的旅行團也無法給予他們的吧？

兩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家不停地被我叮嚀、甚至恐嚇要隨時小心，在一個什麼也看不懂聽不懂、對觀光客甚至在地外國人而言仍有相當風險、詭譎多變、卻又有著極為壯麗偉大文化光輝與地景風光的地方，跟著我用最勤省的方法自助旅行；

俄羅斯已經不再是當年的「後共產主義國家」，南北雙都物價高漲，就連地鐵／公車／電車每趟都要花23~28盧布；爸媽便馬上發揮高度適應力，想盡辦法認路，不但省車錢、還能自行活動不需我隨侍在側；爸爸更馬上發明認路法，將Nevsky Prospect轉換為忠孝東路、其他南北向道路立刻整編，三天內兩位老人家在聖彼得堡將Nevsky Prospect從頭到尾來回走了不下五次；以便我能稍微安心地去聽音樂會。

但其實我知道他們真的老了。

他們的精神矍鑠、頭腦清晰，但聽力與肢體靈敏度真的不如往日；他們明知道這是我曾生活過好幾年－在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代－的國家、他們理應放心地讓我帶領，但他們還是很想照顧我…

我想告訴大家，如果你開始賺錢了，請你一定要好好存錢，早日能夠帶爸媽去看看各地風光，將他們犧牲了自己的享受娛樂甚至教育的機會所灌注在你身上、使得你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文化藝術社會史能夠頭頭是道的百般絕活，能夠豐富爸媽的心靈。

他們曾經、或現在陪伴你成長，你也快快努力讓自己成長茁壯，當陪伴他們的日子到來時，你能夠在他們身旁亦步亦趨、走下每一步。

「拜碼頭」的正面意義

考前比賽前，很多家長不免憂心忡忡去找耳語中的名師加持一下，這樣到底好不好呢？

我個人覺得，這沒有絕對的利與弊，有些因素取決於小朋友們（先不要知道比較好的、每個專業界或多或少都有的）潛規則、有些則取決於學生們自身的準備與實際上名師們的專業修為。

正向地來看，這不失為一種磨練。

因為在台灣，學生們每星期上一次個別課都是一對一上課，無論是在學校琴房或是在老師家／老師的工作室，這樣的「環境」都不會有：1)不熟悉的評審老師2)不熟悉的鋼琴3)不熟悉的較大場地；簡言之，演奏經驗（包括演奏、比賽、考試）不足的學生，很有可能就在這種情況下「先學會了緊張」！

我所謂的正向意義就是從「『類』大師班」(semi-masterclass)的角度來看的－即使一個曲子練得再久、多少次模擬考、上台演奏、比賽都彈得很好，仍舊不保證下一次現場演奏就一定能打包票，這就是現場演奏的關卡與魅力。我們要練到百分之五百，上台才有可能穩紮穩打。（註一）

只要有觀眾－哪怕是一個人－也能達到「練習上台」的作用，更何況是一位不熟悉的老師呢？

大家應該多少看過在公共場合好像對環境無感、大剌剌吵鬧恣意搗蛋，一旦被糾正就脹紅了臉、卻又不敢承認的小孩或青少年吧？

台灣很多的小孩從小並未能有適當的機會、或鼓勵去「獨當一面」、去認清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與相對應負的責任、還有什麼時候可以向什麼樣的人求助（我自己也有這種體驗，所以更加感同身受，並不是在指責現在的爸媽和小孩），於是對自己的責任與能力毫無知覺的小孩對學習抱著逆來順受或逃避的態度；真的到了要考試、比賽的時候就像是被打鴨子上架一般地痛苦，智性與情緒上都無法處理正向的挑戰與負面的過度競爭。

坦白說，許多小六、國三、高三生要用來升學考試的曲子真的已經練了至少一年了。如果老師的專業能力是能夠完全「涵括」這個曲子的技巧面、內涵、與表現面的話，那麼該改的、該盯的、改不過來的，基本上已經呈現良性或惡性循環的狀態；再者而且台灣的小孩們很少從小被鼓勵思考、表現自己的美感、也很少能夠有機會學習跟老師「討論『為什麼』要這樣表達」，於是所謂「一首曲子『磨很久』」多少變成負面的情形。

於是這一年的備戰往往成為關愛孩子的父母親的煎熬－－大家要知道，尤其在旁人耳中是沒有「好聽」的練琴的，只有「有效」的練琴、企求每一分一秒都有效的練琴。然而，大家拿來考試的曲子不都是世界名曲嗎？不客氣地說，大部分相對於手中的名曲來說，肢體心靈能量都不見得很夠完備的學生們簡直像是扛著火箭砲一般，剛學會發射就要能打中戰鬥機呢！

世界上沒有最完美最討好的必勝曲目，只有適合你「執行」並「表現」的曲目，音樂演奏一定要有發自內心的動力才能打動人（打動評審給你好成績啊～）

我個人贊成，在原來的主要的指導老師許可、鼓勵、而家長經濟能力又能負擔、在學生已經練好的情況下，前去請教「非規律上課」的老師，多一雙耳朵，多一些意見與建議，但請不要忘記你的老師是怎麼苦口婆心、孜孜不倦地陪著你把曲子練起來喔！（也要感謝爸媽、兄弟姊妹、甚至鄰居忍受你練琴.....）

（註一）但是一次百分之百的成功演奏其中只有百分之八十是演奏者自身能控制的，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取決於（考試、比賽）評審的專業度或是（演奏）觀眾領不領情－因為有「流行、討好，卻不盡然合乎作曲家原意」的詮釋喔～

「大人的愚蠢」－《愛樂時光》(Wunderkinder, 2011)

「大人的愚蠢」－

受邀觀賞《愛樂時光》(Wunderkinder, 2011)試片首映

顏華容

（邀請單位似乎不需要寫學歷頭銜我就刪掉了，哈哈）

藝術家們觀察、傾聽、創作出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試圖討論、呈現人類各種生命課題與問題；音樂是最抽象的一類－除了以演奏者與樂譜做為「輸出聲響」的介質之外，創作者與聆聽者幾乎沒有其他有形的溝通。但音樂卻能直抵人心，並能各有所表－在聽者的耳中、心裡「各有韻致」。

真正發現自己「在看電影」的那一刻，是青梅竹馬的女孩與男孩隨父母躲在酒廠儲酒室裡說起「為什麼有戰爭？」這個課題時。劇中的小提琴天才男孩Abrascha說：「因為大人都是蠢蛋！」
這個回答多麼簡單確切，簡單得令人心酸、確切得令人恐懼－是啊，隨著年歲增長，大人互相學習、擠壓出各式各樣的善惡特性。

如何不要過度期待而感到失望

老實說，若是為了一飽耳福、想聽聽天才兒童彈琴拉琴而進電影院，可能從一開始就會感到失望。除了開場戲不知為何，在音樂廳裡演奏的影像動作與音樂聲響時有扞格（疑似是剪接的問題），其實本片雖演奏部分不少，但「音樂」是做為等同於孩童友誼的借喻，並沒有特別書寫天才兒童的音樂表現或成長。

但若能跳過這部分，我們就能看到一位企圖以影視為工具，提出舊而不陳的永恆人性問題的新導演的努力。

台灣代理公司設計的電影票（正面），電影票應該是取財自原公司設計，
這就告訴我們三名孩童的「立場與背景」的不同(Photo by Artemis Yen) 

真正的｢天才｣

雖然本片宣傳重點與故事重心圍繞著由「確為小提琴天才兒童」扮演的猶太少年發展；但沉澱了兩天之後，在筆者心底迴盪著的最大的生命掙扎力量卻來自於被安排為「主奏者的搭配者」的猶太鋼琴天才少女Larissa、以及兩名天才兒童的老師Irina身上。

Larissa有著聰明孩子典型的「非世故的早熟」：她總是在寫曲子、總是給每一件事情下確切的定義－「對，我決定我們是好朋友了」、「我認為我應該把曲子給寫完了」、「你是魚仙子」、「我認為我們將來會結婚」…這正是自幼至今身邊許多資優人很大的共同特徵──他們非常「需要」找到答案、甚而不惜跳進眼前所見的最大可能或結論中，而心中卻又明白這不會是永久的答案…

於是這位或許才是三人中真正最具「創作」、藝術才情纖細心靈與敏銳觀察力的Larissa，真的就成為人性之惡與自己不識世事的犧牲者了。

而懷有社會主義理想抱負的猶太裔烏克蘭音樂老師Irina顯然是Larissa的社會化成年版，她慧眼識英雄、了解如何身兼嚴師慈母「提煉」小朋友的音樂天分、如何潛移默化在他們心中種下追求最高最純粹音樂的理想；這樣的音樂專業人，若換作現下承平時代，或許就是備受尊崇的學院教授，但面對時代的動盪與政治的殘酷，她甘願為了成就天才兒童們最能暢所欲言的音樂生涯而不惜在為德國酒廠富家千金授課時，以近乎狡詐的婉轉，為孩子們鋪路－為天才兒童們「要來」眼前所見的練琴上課的舒適環境、為延展有益於孩子們的人脈，吞忍各種「暫時」的不優雅、不方便，這樣高貴的靈魂最後仍然（當然）死在自己的仁慈與勇敢決定之下，徒留求仁得仁的聖潔。

在Irina真的喪命於納粹巡邏兵槍下時，那種由觀影開始，在心底暗暗地竄動著的「二次大戰+納粹+猶太人電影看多了」疲憊感突然消失了──身為一個專業音樂家，Irina掌握了生命中最後一次「準確的節奏」，抓緊時機開槍迎擊，保護了這廂無辜的猶太平民們。

台灣代理公司設計的電影票（背面），請注意相當有巧思的「字體設計」(Photo by Artemis Yen) 

 

旁觀與主觀

在那聲聲令人心痛的槍響之後，耳際是一片空白，就在一面看著猶太醫生為Irina唱頌希伯來文經文進行水葬時，筆者心中突然浮現「但那些納粹士兵或許同樣也很驚恐，雖然他們並不無辜」的想法；於是導演在訪問中提及「想要拍一部由主角本體(protagonist)的視角出發的電影」並且是一部「由兒童視角出發」的電影的理念，反而又成為觀影的另一課題。

其實本片的敘事的「觀」點與「視」角，絕大多數像是一般的敘事片，其實就「畫面呈現」輸送給觀眾的當下符號意義而言，僅有在Abrascha帶著苦苦哀求的Hanna偷跑到火車站目送Brodsky一家人時，有比較接近「孩子所『見』」的「視角」，全片絕大部分以Hanna的回憶，也就是這位「雖非音樂天才、卻是殘酷時代生還者」的記憶主述。這一點其實在電影海報設計上已經暗示，但無論是中、外文宣傳介紹時，似乎都略過這個有趣的視角，令人感到有些可惜。

Hanna，這位一直受到旁人與時機巧妙的保護著的旁觀者，並不是沒有機會展現自己的勇敢，她熬過眼睜睜看著親如手足的好友在台上崩潰、下台被害，熬過自責、驚懼、失語、熬過對自己民族的自責，她的自知與勇氣－甚至政治智慧－展現在「膽敢」利用自己身為德國民族優質小女孩的身分，對當權者提出要求、甚至談判，這種韌性，使得「自知」並非早慧音樂天才的Hanna最後在音樂的專業舞台上撐下來。

寬恕體貼，方始人成為人

「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好」，當孩子問長輩「德國人為什麼要欺負我們猶太人，Reich家就對我們很好、是我們的朋友啊！」時，這是猶太祖母無奈的回答、也是看盡各種政爭戰爭帶來的利害衝突、每每在緊要時刻適時伸出援手、卻犧牲生命的烏克蘭酒廠工頭的回答。小市民們懂得和平相處、異中求同，而自認有文化有涵養的當權者，則能以話術以及常人絕對無法下手的殘忍，遂行其披著人皮的魔性。

於是演員們證明了「人才是真正的資產」。

本片起用從影年齡不長、接近「素人」的能演奏、能演戲的小演員，光是選角這點就幾乎是華語片從未能做到過的；小演員們稍帶生澀卻十分自然的演出－扮演小提琴天才少年的十五歲俄裔德籍小提琴家Elin Kolev的確早慧，現場收音的演奏真實得可圈可點，而飾演Larissa的Imogen Burrelle、飾演Hanna的Mathilda Adamik那種真誠沉靜的演出，更是令人動容；在眾專業成人演員內斂而準確的演技相襯映，演員們－「人」－成為本片最大資產，而非「大家或許也都看多了的」劇情了；尤其入侵烏克蘭、「解救」德國住民的納粹鐵衛軍上校Schwartowｗ特別延聘才華洋溢、縱橫歐美樂壇與影壇數十年的作曲家Konstantin Alexander Wecker飾演，Wecker的表現極為出色，每句台詞的發音都極為優雅、狡詐，他笑咪咪地炫耀著自己的藝術修養與音樂品味時，簡直像個惡臭薰天的美男子一般令人作噁，而這樣的人當然也能狠心對著十來歲的猶太裔女孩故意地沾沾自喜地透露種族仇恨，故意選取最惡毒措辭、輕聲細語地慢慢吐露故意選取的惡毒措辭，猶如森森冷光的柔軟利刃，令人不寒而慄。